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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外贸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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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国对外贸易已然站在了新的高度和新的起点上。在新形势下,如何打造外贸竞争新优势,使其更好地发挥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要课题。


 

  当前,我国传统外贸竞争优势已明显削弱,新竞争优势尚在摸索中,中国外贸正站在一个新起点上,即由以价格优势为主向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标准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

  外贸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施军事和经济封锁,新中国对外贸易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基础上起步的。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前30年,尽管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一直起起伏伏,但总体上来说还是在不断增长的。1950年,我国外贸总额仅有11.35亿美元 ,到1978年已扩大到206.38亿美元,增长17.2倍,占全球贸易的0.8%,世界排名第29。其中出口贸易从5.52亿美元增加到97.45亿美元,增长16.7倍;进口贸易从1950年的5.83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108.93亿美元,增长17.7倍。改革开放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注入强劲动力。1978-2018年的40年间,我国外贸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经历了巨大的跨越式发展。

  贸易地位不断提升。2009年,我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2013年,我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8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占全球份额为11.8%。目前,中国也同时是世界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和服务贸易进口国。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实现了由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转变,其中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附加值和各种出口产品的质量都不断提升。1978年-2018年,我国外贸出口中工业制成品比重从不到50%上升到94%;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从1995年的13%上升至30%以上。

  贸易伙伴日趋多元。中国贸易伙伴已经由1978年的几十个发展到目前的231个,且是其中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我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尤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持续增长。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3%,高于同期中国外贸增速3.7个百分点,占外贸总值的27.4%。

  贸易动能不断强化。1978年-2018年,我国货物贸易增长223倍,年均增速14.5%。其中,民营企业对外贸发展的拉动作用不断提升,2018年民营企业出口已占到我国外贸出口的48%,对我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目前,具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自主营销渠道以及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效益的产品出口增速普遍高于传统商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也成为外贸新增长点。2018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达到9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占外贸总额的30%。

  持续提升外贸竞争力

  衡量一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关键在于成本优势,即当一国产品出口到另一国时,如果具有成本优势,则这种产品就具有竞争优势。贸易产品的成本由两部分构成: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前者体现的是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优势,主要取决于一国资源禀赋、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制度因素;后者是指产品从生产环节到最终消费环节所涉及到的各种成本,具体来说包括制度型贸易成本(如海关监管制度)、生产型贸易成本(如物流成本)、组织型贸易成本(如贸易中介)、交易型贸易成本(如信息搜寻)等。贸易成本低,就会增强生产优势;贸易成本高,就会弱化生产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也一直高度重视对外贸易,但由于不同时期内外形势不同,我国外贸竞争优势也因此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一方面,生产成本变化推动着我国外贸竞争优势从资源、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向资本、技术、服务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转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一直是一个存在“三缺口”的经济体。首先,缺资金,即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所提出的“双缺口”--储蓄和外汇缺口;其次,缺技术;第三,缺市场。前两个缺口说明国内生产能力不足,第三个缺口说明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在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和对外贸易统制制度下,我国进出口贸易只是作为物资平衡的一种手段,即“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外贸发展战略是典型的封闭条件下的进口替代战略,旨在促进我国自力更生地进行工业化建设。建国初期,我国出口产品主要以粮油产品和土畜产品为主,两者约占出口总额的70%。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副产品比重逐年下降,工业品比重逐步上升,其中纺织品和轻工业品比重大幅提高,由1953年的26.9%增长到1978年的46.9%。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与信息通讯技术迅速发展加快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全球性生产体系逐步形成。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又进一步推动形成全球市场,促进了贸易发展。恰逢改革开放的中国抓住了机遇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这不仅改善了国内生产技术、资金等要素匮乏的局面,也为国内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我国也因此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进程,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随着生产优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迅速发展,我国出口中的工业制成品比重进一步上升,初级产品比重持续走低。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基础条件也逐渐发生根本性变化:长期依赖于低要素价格而形成的国际竞争优势随着国内要素(尤其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而逐渐丧失,其他国家(如越南、印度等)正在取代中国在低端产业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从生产成本角度,中国外贸的产业竞争优势必须从传统制造业和中低端价值链环节向高技术产业和高端价值链环节转型升级。

  同时,由于数字科技发展推动人类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视频会议、远程操控机器人、物联网等技术使虚拟人员迁移能够代替实际人员迁移,大大突破了服务贸易中人员流动成本的制约。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球经济发展将更多由货物贸易主导转向数字贸易主导,服务、知识和技术将在外贸中占据更大比重。因此,我国外贸竞争优势也必须由要素驱动的成本、价格优势向创新驱动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标准将成为竞争的核心要素。

  另一方面,体制机制变革推动着我国不断清除影响贸易竞争优势的各种制度性障碍,是我国外贸竞争优势形成和变迁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前,我国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体制和比较完备的中央、地方各级外贸行政和企业组织机构体系;在国外使领馆建立商务机构和驻港澳贸易机构,还在50多个国家设立了共560个公司代表处和境外贸易公司,但从整体上来说,计划经济体制对促进要素流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产生了较大束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外贸体制机制改革,国际竞争优势逐步增强。改革的核心就是一个字:“放”。一方面,通过下放管理权限,把国家高度集中统一和垄断经营的进出口商品经营权、外汇使用审批权、进出口机构设置审批权等分步下放并分散到各地方和部门,给地方、部门和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放开搞活外贸经营,调动起地方、部门、外贸企业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性。尤其,不断放开对外贸经营主体的干预,大大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不断开放制度,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不断接轨,降低了我国参与全球化的各种制度性成本,使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加入WTO就是我国开放制度的一个里程碑。为了履行加入WTO时所作的承诺,我国清理了大量法律法规和政策,中央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法规和政策达19万多件。制度开放一方面推动了国内市场环境与国际接轨,大量外资涌入,给我国带来了发挥外贸竞争优势所必需的各种要素(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的流动和集聚;另一方面也让我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享受到贸易自由化(尤其低关税)所带来的红利,出口竞争优势得以进一步增强。当前,随着贸易自由化效应逐步减弱,我国在贸易便利化和制度开放方面继续发力,为培育外贸竞争优势提供内生动力。具体举措包括:出台更加开放的投资准入制度、扩大自贸试验区的试点范围和试验力度、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进程、实施新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全面实施国民待遇等。

  站上新时代起跑线

  当前,我国传统外贸竞争优势已明显削弱,新竞争优势尚在摸索中,中国外贸正站在一个新起点上,即由以价格优势为主向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标准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为了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我们要在努力巩固传统外贸优势的同时迎难而上,通过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能力,形成东中西合力、低中高并举,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共同创新的发展新格局,全面打造外贸竞争新优势。为此,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持续发力。

  加大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熟练劳动力的比重,以满足技术升级和产业变革对各层次人才的迫切需要。尤其要加强对复合型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满足产业跨界融合发展需要。同时,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尤其要密切关注新技术应用对低技术劳动力的冲击和替代,通过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学习和培训服务,鼓励再学习和再就业。

  加大科研投入,尤其要加强对数字技术及其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以适应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新变化。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加大对物联网、5G、人工智能、3D打印技术和区块链等前沿和核心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投资,提升技术成果转化能力,加强传统贸易业态和模式的数字化改造,利用基于数字技术的新生产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制定产业政策,促进关键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各国经验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没有产业政策,只靠市场是不能有效改善资源配置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不动摇,另一方面也不能贬低并放弃产业政策。

  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由政策引导为主向制度规范和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转变。着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点提高中西部地区政府部门开放意识、进一步优化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由遵守、适应国际经贸规则为主向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完善转变。尤其要加强对数字贸易统计、数字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争端解决机制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制定较为清晰的数字贸易发展战略,厘清我国对数字贸易规则(尤其数据保护和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诉求和承受底线。 (作者单位: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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